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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閉“國學”又稱“漢學”或“中國學”，泛指傳統(tǒng)的中華文化與學術。它包括中國古代的思想、哲學、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旁及書畫、音樂、術數(shù)、醫(yī)學、星相、建筑等諸多方面。
“國學”這個名詞產(chǎn)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但是 “西學東漸”改良之風正值熾。張之洞、魏源等人為了與西學相對，提出“中學”這一概念，并主張 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， 一方面學習西方文明，同時又恢復兩漢經(jīng)學。“五四“運動期間，陳獨秀等發(fā)起新文化運動，將中國的落后挨打歸罪于二千年來的封建制度，歸罪于以孔子和四書五經(jīng)，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等激進口號。但胡適等人在運動后期則針對性地提出“整理國故”口號，主張 “研究問題、輸入學理、整理國故、再造文明”的口號，力圖從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尋出中西文明的有機結合點，為中國的新生尋找出路。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，隨著批判胡適洋奴買辦哲學和資產(chǎn)階級唯心史觀，以及歷次的文藝批判運動，“國學”作為一個口號或名詞已基本消失。只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，隨著“愛我中華” 之風日熾和“中國崛起” 口號之響起，尤其是“孔子學院”在海外的遍布和祭孔大典在國內(nèi)的連續(xù)上演，“國學”方在海內(nèi)外以前所未有的熱度火起來。但是“黃河之水天上來，挾泥沙俱下”。一些文化投機者也看準這個“牛市”，將陰陽八卦、讖緯迷信、星相占卜、特異功能、巫婆神漢、建陰宅、拜神廟，乃至恢復繁體字，倡導小學生讀經(jīng)，都貼上振興“國學”的標簽。
關于中華文化的特征，梁漱溟先生在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一書中將其概括為十四點，即：廣土眾民；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；歷史悠久，并世中莫與之比；明明白白有偉大力量，又的的確確指不出來其力量所在；歷代不變的社會，停滯不進的文化；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；家庭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生活；中國學術不向著科學邁進；民主、自由、平等一類要求不見提出，法制之不見形成；建國之基礎以道德倫常禮教，而不以法律，道德氣氛特重；以儒學為主體的多元文化是中國社會牢固的安定力，使得它經(jīng)過無數(shù)次的大小變亂仍不解體；兵民合一，全國皆兵；孝的文化；“隱士”是中國的特產(chǎn)。
國學包括中國古代的哲學、史學、宗教學、文學、禮俗學、考據(jù)學、倫理學、版本學社會科學知識，以及醫(yī)家，農(nóng)學、天文、歷法、算法、術數(shù)等自然科學知識，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。國學的分類方法有兩種：一種是“四庫全書”的分類方法，它把國學分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類。“經(jīng)”是指儒家經(jīng)典，如《詩經(jīng)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經(jīng)》等，后來又增加一點語言訓詁學方面的著作，如《爾雅》；“史”指一些史學著作，包括通史，如司馬遷的《史記》、鄭樵的《通志》，斷代史，如班固的《漢書》，陳壽的《三國志》、歐陽修等的《新五代史》等；政事史，如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，李燾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等；專詳文物典章的制度史，如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等；以地域為記載中心的方志等。“子”是指中國歷史上創(chuàng)立一個學說或學派的人物文集。如儒家的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，法家的《韓非子》、《商君書》，兵家的《孫子》，道家的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以及釋家、農(nóng)家，醫(yī)家，天文算法，術數(shù)，藝術，譜錄，雜家，類書，小說家皆入“子部”。“集”是歷史上諸位文人學者的總集和個人的文集。個人的稱為“別集”，如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王荊公集》等；總集如《昭明文選》、《文苑英華》、《玉臺新詠》等。四庫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戲劇作品如《長生殿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《牡丹亭》也屬集部。
另一種是按內(nèi)容分類，開始分為三類：義理之學，闡明事物道理，也就是哲學；考據(jù)之學，從事歷史研究，也就是史學；辭章之學，從事詩詞散文以及章奏、書判等實用文體創(chuàng)作的，就是文學，及今天所說的文史哲等社會科學。后來又有人在此基礎上又加了兩個以補其不足：一是經(jīng)世之學，即治國馭民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法律等社會科學知識；而是科技之學，即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知識。（陳友冰摘編）